日本終戰日七十周年翌日，總統府裡進行了一場特殊的相對論，主角一是婦援會口中「陪伴慰安婦阿嬤二十四年」的馬英九總統，一是花了三年拍攝慰安婦紀錄片「蘆葦之歌」的導演吳秀菁。兩人同樣關注慰安婦議題，昨天在「蘆葦之歌」放映會致詞時，都不約而同哽咽落淚。談起對阿嬤的共同記憶，兩人有淚有笑有憤怒，以下是對談內容：
問：請總統和導演談談怎麼開始關注慰安婦議題？
馬總統（以下用馬代表）：我小時候不知道有慰安婦，一九九一年，韓國慰安婦支援團體「韓國挺身隊」出來，說慰安所裡也有台灣人，一九九二年婦援會成立慰安婦申訴電話，這才開始調查。
婦援會投入慰安婦議題時，當時我當法務部長，也幫忙義賣、拍公益廣告等。每次看到這些阿嬤，我都想到我媽媽（眼眶泛紅），她們年紀跟我媽媽差不多，像小桃阿嬤今年九十四歲，只比我媽媽小一歲，也都經過動盪時代，只是經歷比我母親不幸，但她們都是別人的女兒、別人的媽媽。
導演吳秀菁（以下用吳代表）：我之前看過婦援會一九九八年拍的慰安婦紀錄片「阿嬤的秘密」，後來自己也導紀錄片、在台灣藝術大學教紀錄片。二○一一年，婦援會執行長邀我導新的紀錄片，我看其他亞洲國家都還在談控訴，婦援會卻已舉辦多年身心照顧工作坊，走到療癒階段，決定以此為影片主軸。
展開拍片後，我向學校申請留職停薪一年全力拍攝，因為我想讓阿嬤了解真的有人想關懷她們，不是只用零碎時間拍片而已。當時我也遇到不少困難，像預算只有六十萬元，也沒申請到短片輔導金，後來去募款，才以不到三百萬預算拍成，甚至擴張成電影規格，因為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歷史教育。
我覺得「蘆葦之歌」是一首饒恕的歌，讓慰安婦議題不只是控訴，而是將更多重點放在和解，包括跟自己和解，跟傷害自己的人和解。
問：導演拍片時，是否需要大力說服阿嬤參與？也請導演和總統分別談談和阿嬤互動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
吳：阿嬤其實沒法被說服，但是工作坊很順利，阿嬤都全神貫注老師講的，這時就很好拍。若要私下拍，常有困難，像我曾被秀妹阿嬤趕出來，說你們可以回去了；沈中阿嬤也曾明明約好訪談，時間到時卻消失了，屋子不開燈、不接電話，因為她們仍懼怕講過去的事。又如蓮花阿嬤，曾答應我們被拍，但答應後就生病，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探望她十天，有八天不帶攝影機，希望她知道我們真的關心他，最後終於得到信任。
有次我很感動的是，我和秀妹阿嬤約，她記錯我訪問時間，結果碰上她家人生日。當天她孩子熱情招呼我們一起吃飯，飯後接受我訪問，當時阿嬤就坐在他們旁邊，第一次聽兒孫說出對她的看法，非常訝異。我那時覺得，攝影機好像變成修復促進者，紀錄片拍攝對被拍攝者其實也有極大療癒效果。
馬：第一次在台北看小桃阿嬤劈椰子，為之傾倒不已，她手起刀落乾淨俐落，插一根吸管，就可吸椰子水，完全可以自力更生，她這不是表演，是真的在屏東賣椰子。後來我去屏東看她，帶國旗圍巾送她，她竟然織了三條圍巾送我和家人。每次想到小桃阿嬤就想到我媽媽，她們在同個時代，小桃阿嬤卻在十九歲就被騙走，命運完全轉變。
我媽媽高中畢業時，考上金陵女大和中央政治學校（政大前身），後來去了中央政校。這仍凸顯同一個時代的人，都有幸與不幸，所以將心比心非常重要，應該為這些阿嬤做更多事情，給她愛，給她溫暖，讓她覺得晚年有人照顧，覺得被當作長輩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