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霍布斯邦論民族主義:被發明的傳統與全球化下的險境》
內容簡介:近代史左派重量級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對民族主義的真知灼見!
在網路與資本全球化作勢扳倒所有國界之際,民族主義似乎重出江湖──與我們切身相關更甚以往。
「史學家不知不覺扮演起始料未及的政治行為者的角色。過去我常以為歷史學這一行,與其他行業不同,例如核物理學,至少不會造成傷害。而如今我知道,它會造成傷害……我們有責任呈現大體上的史實,尤其有責任批評出於政治-意識形態考量而濫用歷史。」──艾瑞克.霍布斯邦
▍霍布斯邦不喜歡民族主義,但從不輕視或斥為荒謬
自一九六ま年代起,霍布斯邦秉持批判史觀,成為少數抱持左派精神卻為理解民族主義深入探究,並真正具有客觀洞見者。霍布斯邦的立論基礎在於相對晚近才被發明出來的民族主義與民族觀,以及將其建構成認同的種種歷史路徑。
▍23篇選文,呈現史學大師霍布斯邦對民族主義擲地有聲的深刻見解
本書集結國際知名史學大師霍布斯邦於1962到2005年間至世界各地演講的文稿及專著文章,體現四十年來霍布斯邦對民族主義的銳利觀察及思索。在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代,本書提供對此一複雜議題深刻的批判與見解。從不同時代脈絡下審視民族主義的理念及歷史,涵蓋十九世紀革命時代到福克蘭戰爭,以及在全球資本化下「民族」難以區分及定義的矛盾之處。隨著我們步入全球網絡時代,霍布斯邦的洞見至今具有極大的價值,對於任何希望了解這一現象的人來說,此書所呈現的大師觀點不容錯過。
作者介紹: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名歷史學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邦(1917-2012)有著不平凡的一生。他流轉在許多城市間,見證並活過許多二十世紀的關鍵時刻。霍布斯邦在學術上以研究十九世紀為主,並延伸及十七、十八和二十世紀;研究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廣至拉丁美洲。除了專業領域,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以及藝術或文化批評等。有關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霍布斯邦堪稱當代史家的頂尖,影響學界甚巨;而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至一般平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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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霍布斯邦不喜歡民族主義。誠如他在一九八八年寫給某左派民族主義立場的史學家的信中所言,「我依舊抱持著一種難以理解的心態,即不管民族主義位在何處,我都不喜歡、不信任、不贊同、害怕民族主義,或許如今更甚於一九七○年代時,但我也承認其影響力之大,如果可能的話,必須好好駕馭,才能前進。而有時的確有此可能。我們不能任由右派獨掌大旗。有時,的確可藉由動員民族主義情感來達成……但無論如何,我不可能是民族主義者,理論上,凡是馬克思主義者都不可能是民族主義者。」
他反民族主義並不足為奇。他是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身為英國人,卻在俄羅斯革命那年生於埃及。他的祖父是波蘭人,母親是維也納人,父親生於英格蘭,父母在瑞士結婚,妻子瑪蓮娜(Marlene)生於維也納,並在曼徹斯特成長。他在維也納、柏林長大,納粹掌權時,他人便在德國,還只是個小孩——此一經驗長留他腦海。他在自傳裡寫道,柏林把他造就成終身不渝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而他承認共產主義這個政治方案已徹底失敗。他寫道,「十月革命的夢想仍存於我心中某處……我已揚棄它,不僅如此,甚或否定,但未完全抹殺。」他的童年並不快樂;他十二歲喪父,十四歲喪母。
儘管身為英國人,他卻能說五種語言,也仍保有非常濃厚的英國人習性,若非如此,「無根的世界主義」一詞簡直就是為他而造。在這種背景下,他會以強烈的懷疑論看待傳統的知識學問(包括傳統史學),也就不盡然在意料之外。
在這本霍布斯邦談民族主義的文集中,我們看到他所提出的某些具批判性的歷史洞見,對當前民族主義這引發劇烈爭議的主題所造成的影響。在我們正走近一個時代之際——網路和資本全球化作勢要扳倒所有國界,而部分出於對此情勢的反應,民族主義似乎重整旗鼓,重出江湖——民族主義與我們切身關係之大更甚於以往。
他解釋道,史學家「大體而言有責任呈現歷史事實,尤其有責任批評政治-意識形態對歷史的濫用。」容我失禮的說,他擁有強而有力的「鬼扯」偵測器——在批判性和智慧、廣博知識同等重要的一門行業裡,這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霍布斯邦三者兼備。
毋庸置疑的是,當他指出那個被當成古老玩意四處散播的東西其實頗晚近時,他根本樂在其中(我仍看得到他帶著惡意的微笑):不管是一八五九年在加泰隆尼亞重新推出的花神詩歌賽會(Jocs Floral),以「國家、信仰、愛」(Patria, Fides, Amor)為主題,時值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根本不關注語言問題之際;或是同年舉辦的同性質威爾斯詩歌音樂賽會,其重振旗鼓的當下卻是在威爾斯語並未標準化之時——直到二十世紀才標準化(見本書〈語言皆平等?〉一文)。
歷史對信念的質疑程度,非其他學科所能及。主張地球非宇宙中心、太陽並未繞著地球轉,或主張我們的祖先是類人猿,或許破壞了亞伯拉罕一神諸教的穩定,因為科學似乎使眾所接受的關於神造天地的說法站不住腳,但如今,多數宗教已懂得容忍科學。無論如何,對大多數人(非所有人)來說,不管是太陽繞地球轉,抑或是地球繞太陽轉,都不重要。日子照樣過。人的身分認同並未受到威脅。只是在現代,也就是從十九世紀起,那些自小在學校裡被這麼教導,且把民族認同看得重要的人,如今他們卻認為,民族認同、身分認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若這些人被告知義大利或德國係晚近「創造」出來的國家;「法國第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國王」克洛維(Clovis)生於(那時還不存在的)比利時且不會說法語,查里曼大帝也不會說法語;巴基斯坦「創造」於一九三○年代(霍布斯邦不只一次以諷刺口吻提到英國考古學家莫提默.惠勒所寫的暢銷書《巴基斯坦五千年》),很可能會感到不快。
他對「輕率地便滑行到一千八百年前,自我認同於最後的巴勒斯坦戰鬥居民」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同樣不假辭色。即使不住在巴勒斯坦,不講同一語言,不奉行同樣的宗教儀式(或任何宗教儀式),未有同樣的歷史背景或同樣的文化等諸如此類,人依舊能自認為猶太人。對他來說,「凡是把歷史當一回事的民族、民族主義史學家,都不可能是死忠的政治民族主義者。」例如他懷疑猶太復國主義者能否寫出「一部真正嚴謹的猶太人史」。民族主義者相信,自久遠不復記憶的年代就存在民族。而史學家的要務是駁斥這類武斷說法。
最優秀的史學家始終意識到創造迷思之舉的危險。修昔底德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章寫道,在動蕩的年代,「口耳相傳但鮮少得到經驗證實的古老故事,突然間就不再是不可置信。」
霍布斯邦也非常清楚歷史的威力。他很喜歡說,他一度備感欣慰地認為史學家不同於建築師和土木工程師,不會製造災難。最終他承認,他認識到在民族主義者手中,歷史所能奪走的人命多於差勁的工程建造者。於是,史學家肩負重任,因為誠如他筆下常說的,「歷史學家之於民族主義,就像種鴉片的人之於海洛因癮君子:我們為市場提供原物料。」或者,與此大同小異的另一種說法:「歷史是打造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或族群意識形態或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的原料,一如罌粟是造成海洛因癮頭的原料。」
接著,他補充道:「沒有『過去』(past)的民族」真可謂自相矛盾。民族之所以是民族,正是因為過去;就是因為有過去,才能讓一個民族在面對其他民族時占有理據,而歷史學家便是生產過去的人。因此,我這一行(總是跟政治密不可分)成了民族主義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甚至比俗民學家、文獻學家以及其他經常接受號召為族群、民族效勞的學者更為重要。」
他從未因此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痛斥為荒謬之至。不妨讀一讀他在福克蘭群島戰爭期間所寫的文章,足見他為理解此現象所付出的努力(不若多數左派人士)。在刊登於共黨刊物《今日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的一篇文章中(本書亦收錄此文),他寫道,阿根廷聲稱福克蘭群島為其所有,於是在一九八二年揮兵入侵,而他認為阿根廷此一主張荒謬,因為該群島上從未有阿根廷人居住。他也指出英國政府對這些島嶼漠不關心,事實上大多數英國人直到阿根廷入侵才知道此群島。但此事發生時,英國境內許多人的確憤慨,並展現愛國心,高唱愛國歌曲「統御吧,不列顛」(Rule, Britannia!),而非國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英國國歌不具民族主義氣息,卻也不符民主精神,歌中懇請上帝「驅散她的敵人」,而非我們的敵人,「願她捍衛國法」,而非希望我們自己捍衛國法。
當時,許多左派人士很是驚恐,甚至可說是驚訝於這股迸發的英國民族主義,只是霍布斯邦不在其中:「如果有哪個左派沒有注意到這股基層情緒,不知道這股情緒並非媒體炒作的結果……都該認真重新檢視自己評斷政治的能力。」而身為史學家,他提醒讀者,不能忽視愛國精神,不該把愛國精神留給右派。不贊同某事,不代表就不應試著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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