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老師的作文題目「我的父親」，我總不知如何下筆。爸爸沈默寡言，常常一天和我們講不到十句話。他的上班時間和別人不一樣，今天在家，明天就不會回家；學校調查家長職業時，媽媽總在爸爸的職業欄寫下「軍人」，還再三交代我們，不要跟同學、老師、鄰居講爸爸在情報局工作。
印象中，情報局是非常神秘的地方，有次媽媽說要帶我們去陽明山接爸爸下班，我們很興奮，結果卻只能在附近公園等；爸爸的情報局辦公室，我只能從夢中想像。
民國六十六年，薇拉颱風襲台，風強雨驟，水淹進眷村家裡；記得媽媽牽著幼稚園大班的哥哥和我到閣樓，一個人扛著雙人彈簧床墊上樓，爬上爬下，免得家具泡湯。
那一年，我才三歲，爸爸因為情報工作常不在家。媽媽一個人帶兩個小孩，還要做家庭手工縫衣服，才能貼補家用；她自己去醫院生下我、兩個孩子生病時得一個人看顧兩張病床，情報員的另一半要有過人的堅毅。
軍人待遇微薄，為了爭取更多的薪水，爸爸決定申請海外工作。後來爸爸請調回國，媽媽也出外上班，有段日子，家裡三餐都是爸爸先準備好。因為爸媽都在工作，我們從小就很獨立，因為作業沒帶、制服穿錯，沒有人會幫你送到學校，得自己料理好。
「那是一個秘密基地，老美會定期送罐頭等生活補給品來。」印度是爸爸曾經提過的海外工作地點，當時他們必須待在秘密基地裡，不能出來。每天就是吃飯、工作、睡覺，娛樂就是和同事打打桌球、紙牌，或看印度電影，偶爾和印度廚師聊聊天、交換物品，沒什麼生活調劑。
爸爸曾形容，他們的寢室是多人一間，一住就是一年（每次派任就是以一年計），至於吃的，都是老美的補給品，他們還把吃完的罐頭疊起來，當作寢室的隔間。
「那時候不能打電話，只能寫信。」媽媽回憶爸爸去印度時，就是帶著一個大皮箱過去，大概一個月左右才會有訊息回來，也不知道爸爸過得好不好。
媽媽說，爸爸在印度時，是去「後門」。我當記者後才知道，「後門計畫」是中美情報合作的一環，爸爸當時的工作是監聽破譯大陸的訊息，必須廿四小時全神貫注監聽和破譯，不能漏失絲毫訊息，工作壓力很大，這或許是爸爸沈默寡言的原因。
爺爺在國共內戰時犧牲了，爸爸跟著奶奶從大陸撤退來台，之後投效軍隊。他說過：「我是遺族，國家也很照顧我，對國家要忠心。」
前年爸爸臥病時，馬政府為實現公平正義，砍了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爸爸從報紙得知後感嘆：「一輩子效忠國家，現在生病了，竟然還要砍我的年終慰問金。」不知道他是病了、累了，還是灰心、失望了，從此也不再看報紙了。
算起來，爸爸只是情報工作的後勤支援，那些在前線冒險的情報員犧牲更大。
爸爸軍職退休後，常常講一些在外地的故事，對情報工作卻極少提及。我在媒體工作後，同報社的軍事記者聽說我家有情報員，很希望採訪我爸，但無論我如何撒嬌拜託都沒用。
「我們以前都發過誓的，這些都要帶進棺材的。不能講。」爸爸最後還是請我回絕同事，而爸爸也真的信守對國家的承諾，把秘密帶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