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享有「富貴真臘」美名的吳哥王朝，為後世留下舉世聞名的吳哥窟。法國博物學家兼探險家穆奧（Henri Mouhot, 1826-1861）曾讚嘆：「此地廟宇之宏偉，遠勝古希臘、羅馬遺留給我們的一切。」
內容簡介：動盪的外部環境深刻地左右著柬埔寨內部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方向。在波布統治時期，柬埔寨更成為英國編劇羅賓森（Bruce Robinson）筆下的「殺戮戰場」。隨著冷戰終結，柬埔寨在國際社會的協助下，終於邁向重建之路。外資的大量投入帶動柬埔寨的快速發展，讓柬埔寨被世界銀行喻為下一個「亞洲之虎」。 同時期，柬埔寨在洪森的強勢領導下，雖然定期舉行競爭性的選舉，實質的政治發展卻是走向獨裁統治。2017年底，洪森下令解散最大的反對黨：柬埔寨救國黨，此後已無任何政治勢力能夠挑戰洪森的政治霸權。未來，穆奧曾經讚嘆的這個強大民族，境遇究竟會如何發展呢？
作者介紹：蕭文軒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山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著作專書有《亞太經貿市場：區域整合架構下的機遇與挑戰》、《邊緣化或是整合：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期刊論文部分有〈權力與抵抗：泰國「國家—高山民族」關係的探析〉、〈泰、柬柏威夏寺爭端之探析：領土國族主義的政治〉等，載於《問題與研究》；〈「異己」或「同胞」：泰國政府對越南移民的認知及政策之探析〉載於《亞太研究論壇》；〈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涵〉、〈當代寮國族群關係發展之探析〉、〈泰國的國家整合與伊森地域認同的探析〉等，載於《台灣東南亞學刊》。
顧長永 ，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文藻外語大學國際副校長、國際事務系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現任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東南亞的政治變遷、台灣與東南亞的政治民主化比較研究、海峽兩岸與東南亞關係的比較研究等。已出版十本中文專書《新加坡：蛻變的四十年》、《越南：巨變的二十年》、《菲律賓：動盪的二十年》、《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泰國：拉瑪九世皇六十年》、《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亞太經貿市場：區域整合架構下的機遇與挑戰》、《邊緣化或整合：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印尼政體轉變：由威權到民主》，另主編三本英文專書，曾發表十餘篇中英文專章論文以及四十餘篇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
林文斌 ，曾任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嘉南藥理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現任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研究興趣包括比較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東南亞政治經濟發展、能源產業政策，以及科技產業與創新政策。專書及論文有《東南亞金融政治：日韓台金融體制的形成、發展與變遷》、〈柬埔寨科研體系與政策〉、《協及南亞國家科研體系與政策》、〈爭辯國家安全：日本核能發展與政策爭論的分析〉、〈超越相互依賴和對抗：韓國政府財閥政策變遷的研究〉，另主編三本中文專書，以及發表二十餘篇中英文專章論文與學術期刊論文。
搶先試閱：〈「佛教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 〉
假如說有一種宗教能激勵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話，這種宗教大概就是佛教了。─柬埔寨國家元首 施亞努
施亞努親王無疑是柬埔寨近代史上最重要、最受爭議的政治人物。他的個性反覆不定，意識形態不左不右、忽左忽右、既左既右，使得柬埔寨原本較單純的政治問題，變成一個非常複雜及難解的政治習題。他出身柬埔寨的諾羅敦（Norodom）王室家族，在莫尼旺國王（King Sisowath Monivong, 1875-1941）於1941年過世以後，法國為平息民族主義者的不滿，以及化解諾羅敦與西索瓦（Sisowath）兩大王族的「分支之爭」，決定讓施亞努繼承王位。儘管施亞努只是傀儡政府，但仍是柬埔寨人民心目中的世襲領袖。施亞努國王日後曾經感嘆：「1884年至1945年間，我們的國王們僅僅只是柬埔寨人所稱的『鸚鵡』而已，被訓練用來只會說『是、是』。」因此，施亞努國王致力於從法國手中爭取柬埔寨的主權獨立。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以後，法國與泰國隨後在11月17日簽訂的《華盛頓條約》（the Treaty of Washington），廢止1941年5月簽訂的《東京協議》（the Tokyo Convention of 9 May 1941），泰國必須歸還自法屬印度支那取得的領土。馬德望（Battambang）、暹粒（Siem Reap）、詩梳風（Sisophon）等西部三省，那些從1794年起就被暹羅人所占領的領土，二度回歸柬埔寨的懷抱，最終恢復柬埔寨的領土完整。不過，法國並未就此保住柬埔寨。儘管法國人控制著柬埔寨的行政大權、各行政部門與教育體系，甚至操縱王位繼承權，試圖透過持親法立場的柬埔寨國王來強化殖民統治。但是，隨著柬埔寨境內各種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法國對柬埔寨的殖民統治也遭遇諸多挑戰。
同盟國在日本投降後按照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的決議，率軍進入中南半島。1945年10月，英國格萊西上將（Major General Douglas Gracey）偕同法軍與印度軍隊進入金邊，推翻山玉成（Son Ngoc Thanh, 1908-1977）領導的新興獨立政府，改由莫尼勒親王（Prince Sisowath Monireth, 1909-1975）擔任首相。翌年1月7日，法、柬簽署一項《臨時協定》（Franco-Khmer modus vivendi），規定柬埔寨是法蘭西聯盟（French Union）中的自由邦（autonomous state），柬埔寨有權管理自己的事務，不過，臨時協定對柬埔寨的內部及外部主權存在諸多限制，規定重要的決定必須詢求法國高級專員的同意。名義上，柬埔寨是自由邦，但法國仍掌握絕大部分的權力；有別於過去的「直接管理」，法國此次則是透過柬埔寨人進行「間接統治」。
隨著法國與胡志明（Hồ Chí Minh）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Việt Nam Ðộc Lập Ðồng Minh Hội, Việt Minh，簡稱「越盟」）的軍事衝突日漸升高，戰場上的失利使法國無力再與印支各國周旋，被迫開始作出讓步。1949年11月8日，法國總統歐里爾（Vincent Auriol, 1884-1966）與柬埔寨國王施亞努簽署《法柬條約》（Franco-Khmer Treaty of November 8, 1949），承認柬埔寨作為印支三個「聯繫國」（Associated States）之一，在外交、司法與經濟享有部分權力，以及包括馬德望與暹粒兩省等軍事區的自主權。不過，施亞努認為法國所承認的獨立並不完全，在對內與對外的主權上有諸多限制。他曾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詹姆士（Michael James）訪問時指出：「柬埔寨的司法審判不能向法國申請，而且，我們的警察無法接觸到他們。在經濟問題方面，法國對我們綁手綁腳，我們不能自由地進口與出口，而且，我們沒有徵稅的自由。」故而，施亞努國王決定在1952年至1953年間展開「獨立十字軍遠征」（Royal Crusade for Independence），為柬埔寨尋求真正的獨立。
〈波布政權恐怖統治的黑暗時代 〉
回顧柬埔寨的過去歷史，在赤柬統治以前，幾乎柬埔寨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災難，都是外部勢力所強加在柬埔寨人民的身上。令人訝異的是，為柬埔寨帶來史上最大傷害的卻是柬埔寨人自己。柬埔寨從法國殖民主義者手中獲得獨立以後，經過施亞努統治期間的建設與發展，成為著名的「和平綠洲」（Oasis of Peace）。然而，1969年起，柬埔寨被捲入越南戰爭。在施亞努下台的前夕，柬埔寨的經濟已經處於困境，但是，龍諾與柬共之間歷時五年又一個月時間的內戰，甚至導致數以萬計的柬埔寨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喪生。
連年戰爭的結果進一步將柬埔寨帶向其他的困境，包括：鄉村地區的人口大量地往城市移動；毀壞水源控制設施、黃牛與農田上的其他生產要素等遭到破壞，從而造成龍諾政府控制區域的農業生產戲劇性地衰退，進而導致基本商品與出口收入的短缺。雖然龍諾試圖透過自由化經濟的推動將國家從經濟災難中拯救出來，像是銀行與工業的去國有化，鼓勵外國私人投資，擴大允許私人參與經濟，這些新經濟政策明顯是要翻轉施亞努時代所採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式的經濟政策。隨著戰爭的演進，龍諾政府進一步將主要經濟措施的目標朝向糧食供給的改善，但效果不彰。
以受戰爭影響最劇烈的稻米和玉米的生產為例，柬埔寨的稻米產量在1968年時有325.1萬公噸，耕作面積達到232.4萬公頃，時至1974年時稻米產量下滑至63.5萬公噸，耕種面積僅有55.5萬公頃，衰退程度分別達到72.7%與82.9%；反觀稻米的進口量從1972年的11.7萬公噸增加到1974年的30.2公噸。同時期，玉米的產量從15.4萬公噸下滑至7萬公噸，耕種面積亦從232.4萬公頃銳減至55.5萬公頃。此外，製造業部門的生產指數也顯露出戰時經濟的破壞，若以1969年為100，往後五年（1970-1974）的生產指數分別是108、90、84、55、42，大幅滑落的主因是原物料與備用零件的取得相當困難，導致產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遠低於50%。
事實上，北越與越共軍隊從侵略的第一天開始，就意圖破壞柬埔寨經濟的基礎設施，開始透過破壞道路、橋梁、鐵路與其他運輸工具，以及加工設備來癱瘓橡膠種植及其加工等主要產業。明顯地，柬埔寨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以及惡性通貨膨脹逐年升高的困境。無政府狀態的經濟更加劇金邊與其他城市的糧食短缺。直至1975年4月17日，柬共的北區與東區的革命軍攻陷首都金邊以後，進一步標誌著柬埔寨兩千年歷史的終結，然後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紀元零年」（Year Zero）。柬共承諾將會讓柬埔寨重返吳哥時期的歷史光榮，將柬埔寨恢復到一個傳統農業與無階級的社會，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像波布所宣稱：「4月17日標誌著百分之百完全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也標誌著百分之百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此後，柬埔寨不再有階級剝削或私人財產。」
一時之間，柬埔寨人民期望已久的和平似乎來臨。金邊城裡的市民們紛紛走上街頭，邊歡呼且邊揮舞著白布，歡迎這支身著黑色和綠色制服，英勇打敗龍諾政權的軍隊，內心期待艱困的戰亂生活將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告終結。大多數人相信他們會和平地生活在新的統治者之下，每個人將一起工作，改善這個國家。然而，柬埔寨人民期待已久的新政權，帶來的不是建設，而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就像歷史學者錢德勒（David P. Chandler）所指明：「沒有哪一屆柬埔寨政府曾試著迅速地改變這麼多事物；也不曾有人如此殘酷地帶領國家走向未來，或者如此離譜的偏袒窮人。」
柬共部隊進入金邊以後實施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撤離金邊」。在柬共的認知裡，金邊和所有柬埔寨城市的居民都是「革命的敵人」，必須將其分散到荒野中。柬共認為，「對抗帝國主義的勝利，不是關於邀請客人參加一場晚宴，不是關於書寫一種文本，不是關於繡繡花草⋯⋯不是關於恐懼敵人；革命是關於憤怒地對抗一個階級，關於重擊和毀滅那個階級。」為此，柬共新政權對人民採取歧視政策，將其簡單地區分成三個類別的階級結構。
一是對抗龍諾政權期間受柬共控制的鄉村居民，稱為「舊民」（paracheachun chas, Old People）、「基礎人民」（Base/Local People）或「完整權利者」（Full Rights）。他們被視為國家的主人，具有完整的公民權利，是民主柬埔寨社會的奠基者，大部分是社經地位低且來自貧窮的農民階層。二是「候選民」（Candidate），他們被認為會對新政權忠誠者，可經由為革命和軍隊服務來提升取得完整公民權利的資格，大多是中、上層的農民、富農，以及少量的資產階級。三是「新民」（New People）或稱「安置民」（Depositee），意指在親美的龍諾政權控制下的城市居民，或是內戰期間從鄉村流入城市的難民，直至4月17日革命武裝占領城市以前，這些人並未參與革命，被視為叛徒、敵人及革命的「新進者」，對新政權心懷敵意，所以必須撤離城市，又稱為「四一七民」（17 April People），是三種人口分類中地位最低的階層，大部分是資產階級或外國人。
波布政權對「四一七民」的歧視，清楚呈現在與其相關的口號中，例如：「有四一七民的地方，就沒有發展的可能」（Where there are"17 April people,"no development is possible）；「四一七民是寄生植物」（The"17 April people"are parasitic plants）；「四一七民是戰爭的潰敗者與戰犯」（The"17 April people"are the vanquished and prisoners of war）；「新民所帶來的只有裝滿排泄物的胃，以及裝滿尿液的膀胱」（The new people bring nothing but stomachs full of shit, and bladders bursting with urine）等。基於安全理由，新政權下令所有金邊市民，無論年紀、性別無一例外，必須全部離開城市前往農村，從而為兩百萬的金邊市民帶來苦難。這項淨空城市政策也在全國的城鎮、小市鎮同步實施（參考圖3-2）。
一般認為，柬共採取撤離城市政策的真正理由主要有二。首先，是糧食短缺問題。龍諾發動政變時，柬埔寨乃是世界最重要的稻米出口國家之一。然而，金邊在1974年時已經饑餓蔓延。由於美國對鄉村地區的大規模轟炸行動導致大量難民進入城市，儘管美國曾試圖利用空投食物來解決糧食問題，但仍然不足以應付此一困境。同樣地，新政權在不仰賴外援的情形下，亦難以憑藉自身能力來解決。因此，將大量城市居民撤往農村共同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有助於提升糧食的產量。波布曾向喬森潘解釋，淨空城市是集體化政策的一部分，可以讓柬共維持對稻米供給的控制。
其次，新政權對於反革命運動的威脅心懷恐懼。在內戰期間，金邊變成一個人口爆炸的城市，柬共認為這是反革命份子最理想的隱藏基地，在掃蕩敵人所有的特務組織以前，柬共的能力不足以防禦革命政權，為避免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組織反抗新政權的暴亂，必須徹底淨空金邊城。赤柬在1975年10月召開的黨書記會議曾總結：「人口的移轉政策是1975年4月17日以後最重要的政策。我們為了執行這項政策，肅清所有反對勢力，並且百分之百的控制國家。城市居民一旦撤退至鄉間地區，將由基本的社會階層與合作社所控制，同時，他們將全部變成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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