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總是愛上傷害我的人?這樣的「穆斯林世界」真的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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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4 第1333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新書鮮讀 為什麼我總是愛上傷害我的人?你只會被迫成為受害者一次,之後你是自願受害!
這樣的「穆斯林世界」真的存在嗎?共享單一價值觀、宗教、文化、全球大團結
東南亞的選舉,晚近的創新,反思被殖民經驗中的不安與反抗

新書鮮讀
為什麼我總是愛上傷害我的人?你只會被迫成為受害者一次,之後你是自願受害!
圖/心靈工坊
書名:《渣男渣女磁吸症:為何你總是愛得無法自拔,又傷得體無完膚》

內容簡介:♥國際知名心理治療師+YouTuber,為你解開「為何總是愛上渣情人」的真相!♥親授「自愛不足失調復原十步驟」,使成千上萬人成功斷開虐戀枷鎖。♥光是辨識渣人、遠離渣人還不夠,更重要的是改變吸渣體質,增加「自愛」的能力,才能一生好命!你只會被迫成為受害者一次,之後,你是自願受害!「為什麼我總是愛上傷害我的人?」「你不是愛他,而是依戀這關係。」作者羅森堡說。他本人就是慘烈的倖存者,鑽研磁吸之戀超過20年,浴火重生後,致力於幫助和他一樣迷失在虐戀中的男女。

  

所謂天造地設、一見鍾情,其實是兩人無意識地一拍即合,是種「人際磁吸症候群」,關係上癮。這種戀情由「自戀的渣男渣女 + 順從的共依存情人」所組成。前者施虐操控,以填補內心無底黑洞;後者委屈順服,只怕被寂寞感吞噬。洗腦、誘騙、情感勒索、被動攻擊……明明傷痕累累,卻脫不了身;這甚至會代代相傳,成為家族內的關係模板。

共依存者雖然情感弱勢,卻也是虐戀中唯一能清醒者。一旦停止向別人討愛,把目光投向自己,就跨出了遠離渣男渣女的第一步。

自愛不容易。跟著書中「復原十步驟」,從認識自己開始,療癒創傷、設定界限,如此,你將擺脫戀愛上癮,重新掌控人生!

作者介紹:羅斯.羅森堡,教育碩士、有照臨床心理治療師、認證酒精和藥物成癮諮商師,是「重新愛自己」機構的創辦人和執行長,這家首屈一指的培訓公司提供具有開創性、能夠改變人生的教育性和提升生活的的產品與服務。從事超過三十五年心理治療的羅森堡,是享譽國際的治療師,擅長領域是自戀、自戀虐待、創傷、煤氣燈操縱、共依存(他重新命名為「自愛不足失調」商標)以及上癮。他是各種精神健康主題的思想領袖,也是啟迪人心的公共演說家、教育家和著名的精神健康專家。他在全美國和世界各地進行了超過七十場的現場演示,分享他的發現。

羅森堡開創性的精神健康研究成果確立了他是首選的專家,他的貢獻為精神健康領域開闢新天地。這包括「人際磁吸症候群」主題的相關著作、十階段重新愛自己治療課程(也就是「共依存康復」商標)、關係相容理論,以及他的療癒內在創傷小孩(HITCH)的創傷整合課程。

搶先試閱:〈不再「共依存」〉

忠於我淘汰「共依存」的堅定信念,首先我需要構想出合適的替代詞。我不會停止我的追尋,直到我發現一個用語能描述實際的狀況/經驗,而且不會引發當事者對自己的感覺更糟。我在二○一五年八月中走運了,當時我正在撰寫關於共依存的文章。在文章裡,我寫下這句話:「愛自己是共依存的解毒劑。」認知到這句話的簡潔和力量,我創造了一個迷因,然後貼在好幾個社群網站上。

我不可能預測得到,自己的迷因及其意義引發的壓倒性正面反應,因為它挑起了深刻和反思性的討論,關於自愛的匱乏如何以及為什麼跟共依存本質上連結在一起。就是在此時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大事!跟其他共依存相關的發現一樣,會在我的腦海中醃製,直到產生最重要的一課—後續的頓悟。

關於愛自己,我的「我找到了!」的時刻在將近兩個月後來臨。在為我新的「共依存康復」研討會發展素材時,我製作了一張投影片,標題是「不夠愛自己是共依存!」這一印出來,如潮水般湧上來的興奮和期待就沖昏了我的頭。就在此時我聽見自己說,「自愛不足失調」是共依存! 如果我說我幾乎激動得跌下椅子,我沒有誇張。

我立刻領悟到這個簡單句子的重要性,馬上開始把它納入我的文章、部落格、YouTube 影片和培訓裡,也用在跟我的心理治療個案會談時。我確實非常驚訝,這麼多共依存者,無論康復與否,都很自在地認同了這句話。不斷有人跟我說,這句話如何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問題,而不會讓他們感覺有缺陷或是「不好」。大約在那個時候,我做了個清醒的決定,用自愛不足失調來取代共依存。儘管字數比較多,無數次讓我舌頭打結,我執意實踐我的「共依存」退休計畫。快轉到一年後:成千上萬的人,接納「自愛不足失調」是他們的狀況的新名稱。共識是,自愛不足失調不只是這種狀況的適當名稱,也給了當事人動力想要解決問題。

自愛不足失調是問題/不夠愛自己是人

幾星期內,我決定發起全球性的運動來淘汰「共依存」,同時讓更多人認識和接納替代品。我透過YouTube 影片、文章、部落格、廣播和電視採訪、專業培訓和教學研討會,執行我的計畫。如果有正式的共依存協會,我會鍥而不捨去請求他們,用比較適當的術語—自愛不足失調(SLDD)來取代,而人則是不夠愛自己(SLD)。我很自豪地說,SLDD和SLD 慢慢地似乎流行起來了。

共依存康復是豐盈的自愛

儘管我不贊成在精神健康診斷中典型會發現的負面用語,但我堅定相信在自愛不足失調中「不足」二字是必要的,因為它明確指出需要治療的問題。跟其他需要每日服藥的失調不同,一旦成功治療了SLDD,痊癒了,就不需要後續的治療,也不必擔憂再度出現或復發。在任何失調解決之後,我相信賦予當事人的診斷應該撤銷,或者以另外一個顯示正面或改善的精神健康狀態的診斷來取代。這種想法是受到我治療診斷為嚴重憂鬱的個案所啟發,一旦正確用藥後就不會再出現徵兆或症狀。同樣的觀念適用於SLDD,為什麼要維持那樣的診斷?這樣的思路激勵我創造出一個術語來代表SLDD的永久解決:共依存康復。

下一步是為SLDD的治療創造一個名字。二○一七年二月,我開始指稱這樣的治療為「重新愛自己」(SLR),那是我新的自愛術語的自然延伸。關於「共依存」更新的診斷術語都到位之後,我開始修訂我的治療導向的素材來容納這些用語。

我重新命名的努力激發了一波理論和治療的額外發現。為了要更好地解釋我萌芽中的SLDD和SLR的理論和實務素材,我發展出自愛不足失調金字塔。這座金字塔清楚闡明了共依存不是需要治療的主要問題。確切地說,共依存只是(而且一直是)造成共依存的根本病態力量的一個症狀。在這樣的脈絡下,金字塔線性而且階層性呈現了問題的進展。一開始是依附創傷,接下來是核心羞恥、病態寂寞、共依存上癮,最後是我們所知的共依存症狀。SLDD金字塔給了我們共依存的3D圖解,在臨床上是正確的,而且直覺上可以理解。

金字塔不僅展現了SLDD階層性質的每一層級,同時闡明了發展的路徑。最低一層是依附創傷,是根本的議題,造成核心羞恥的原因。接下來核心羞恥又帶來了病態寂寞,助長了對於自戀者的上癮需求(SLDD上癮)。上癮需求呈現在金字塔頂端是一組症狀,也就是我們所知的自愛不足失調(SLDD)。金字塔呈現了大多數的SLDD治療只聚焦在症狀上,而忽略了潛在原因;其中一些原因是尋求協助的個案無意識或不知道的。

沒有疑問,我的「陰和陽」理論傾向影響了後續自愛豐盈金字塔的創建。這個金字塔傳達了重新愛自己的可能性,受苦的共依存者可以據此建立他們未來的目標。如果伴隨著我最愛的兩句引言,這個圖表的力量會指數倍增:

「這一天來了,緊緊保持著花蕾狀態的風險要比綻放的風險來得痛苦。」—阿芮絲.妮恩(Anaïs Nin,美國作家)

「成為你本來可以成為的那個人永遠不嫌晚。」—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英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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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穆斯林世界」真的存在嗎?共享單一價值觀、宗教、文化、全球大團結
圖/臺灣商務
書名:《揭開穆斯林世界:伊斯蘭共同體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內容簡介:挑戰《想像的共同體》的伊斯蘭版本!共享單一價值觀、宗教、文化、全球大團結,這樣的「穆斯林世界」真的存在嗎?揭開15億人口「單一穆斯林共同體」的面紗!以全球史視角解構,重新省視伊斯蘭,獨家收錄中文版作者序.學界專文導讀!

「這是第一本以全球史視角取徑、伊斯蘭為主題的思想史專書。不只是做為經典,以當前國際局勢來說,本書的出版更是至為重要。」──江孟勳,本書譯者,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如今多數人都認為,全球有一個統一的穆斯林共同體,共享單一的價值觀與宗教文化。但是,秉持伊斯蘭亞洲主義的土耳其裔學者艾丁提出了一個極為挑釁的說法:他認為,所謂全世界15億穆斯林構成的一個單一的宗教政治實體,是一種誤解。這種觀念如何產生,以及為何它如此普遍?本書追溯了這樣一個錯誤觀念的思想根源,並解釋為何這個概念對非穆斯林和穆斯林都深具吸引力。

做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對立面,穆斯林世界的概念出現在十九世紀末,當時歐洲帝國統治大多數的穆斯林。這個共同體概念從一開始就受到白人優越主義的影響,但穆斯林也參與了這一思想的形成。艾丁揭示了穆斯林知識分子如何憧憬著一個理想化的泛伊斯蘭社會,並將其本質化。這樣的一個共同體社會駁斥了關於穆斯林種族和文明低劣的說法。

穆斯林共同體的理念,對前近代帝國後期哈里發的統治發揮了關鍵作用,更在去殖民化和冷戰中倖存下來,於二十世紀末產生新的力量。站在仇視伊斯蘭和泛伊斯蘭意識形態的立場,穆斯林共同體的觀念也繼續控制著全球。為了更有效討論當今穆斯林社會的政治實況,這樣的觀念需要被打破。

當以巴再次掀起衝突、兩造再度訴諸國際團結、打擊異己的此刻,我們所設下的新種族主義式禁令或恐懼,或是「只有穆斯林團結才能解救穆斯林」的泛社群想法,都將再一次鞏固穆斯林共同體的邊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迫切需要一個不同的論述跟思考方式,才能去想像一個不同的未來。

作者介紹:賈米勒.艾丁,土耳其裔歷史學者,現為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現代中東及亞洲史,特別是鄂圖曼帝國與日本的國際主義(亞洲主義)思想史。他關注研究塑造跨國種族及文明的歷史過程,包括穆斯林、亞洲及非洲世界,並探討亞洲知識分子在帝國時期種族衝突與去殖民化過程中具備的能動性,為理解當代世界秩序的歷史根源提供了新的途徑。

搶先試閱:〈穆斯林世界的概念〉

穆斯林世界的概念,與穆斯林是一個種族的說法密不可分。穆斯林世界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區別在一八八○年代開始形成,當時大多數穆斯林和基督徒是居住在同一個帝國裡。將穆斯林視為種族上的劣等他者—這麼做需要同時強調其「閃族」的民族性和宗教差異──目的是為了剝奪和否認他們在歐洲帝國中的權利要求。穆斯林知識分子沒法駁斥穆斯林具有一些根本上的差異這一假設,但他們回應,他們與基督徒是平等的,理應享有權利和公平待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樣的穆斯林大一統和差異性概念為呼籲穆斯林形成單一全球共同體提供了一個正當論據。種族上的假設也確保了後來的從屬階級(subaltern)和國族主義者的權利訴求,以穆斯林團結和伊斯蘭教與西方之間持久衝突的慣用語彙為框架,從而產生了一九八○年代及其後的伊斯蘭主義和反伊斯蘭情緒。

正是這種對穆斯林差異和穆斯林團結的闡述,使得當代的學術和非學術著作都傾向去強調穆斯林的例外論。其前提假設是,穆斯林因其虔誠及其信仰的本質,自然而然地抵制具獨立、多元特色的民族國家所形成的自由國際秩序。穆斯林對政治的態度被假定為不同於佛教徒、印度教徒、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後者所屬的社會毋需用信仰傳統或文明認同來解釋。然而,這樣的穆斯林例外論是沒有根據和證據的。歐斯曼帝國、土耳其共和國、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穆斯林、阿富汗、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巴基斯坦、後殖民時期的埃及以及國王統治下的伊朗,都曾大力支持帝國主義和後來的國族主義世界秩序。在穆斯林占多數的社會中,伊斯蘭教在當代政治中表面上的重要性並非來自神學要求或穆斯林獨特的高度虔誠,而是來自帝國將「穆斯林性」加以種族化(racialization of Muslim-ness)的遺緒,以及穆斯林抵抗這種種族化身分認同的特定知性策略和政治策略。

對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種族化和抵抗過程而言,帝國的地理分布和技術至關重要。蒸汽輪船和電報等新的交通和通信技術促進了穆斯林之間前所未有的聯繫,使歐洲及其殖民地的「穆斯林世界」這一地緣政治概念顯得自然且合理。這些技術帶動形成的網絡成為泛伊斯蘭思想的媒介,而這種思想是在與帝國種族主義的對抗過程中產生的。

帝國種族主義(Imperial racism)並非帝國本身。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穆斯林領袖和思想家大多不是反帝國主義者。相反地,他們在歐洲四大帝國──英國、荷蘭、法國和俄國──內部尋求公平待遇。這些帝國都是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cosmopolitan arrangements),是各種族和宗教群體的家園。但是,歐洲各帝國共有的種族化法律分類、被殖民穆斯林臣民的培力策略以及帝國競爭中採用的策略,都是在確認而不是去挑戰穆斯林的差異,並確保穆斯林成為帝國整體中的一個獨立階級。英國統治著世界上近一半的穆斯林,因此在引導泛伊斯蘭思想的發展方面扮演著特別重要的角色。英國人對叛亂的恐懼和壓迫政策尤其引發了穆斯林的特別反應。同時,穆斯林明白,他們人數眾多,對帝國的忠誠度極高,這使他們握有真正的影響力。

因此,穆斯林的團結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歐斯曼帝國的蘇丹們作為現代最強大的穆斯林統治者和穆斯林聖地的監護者,享有全球穆斯林社會領袖的特殊地位。他們利用這一優勢,宣稱對全球穆斯林擁有精神上的主權,並在與英國和其他歐洲帝國的政治爭鬥中利用這一影響力。為了尋求競爭優勢,各帝國也不擇手段,利用全球穆斯林團結的理念來削弱對手,為與對手結盟尋找理由,並加強宣傳攻勢。

帝國時代的進步帶來了財富的增長和知識的復興,受益者包括基督教政權下的穆斯林臣民。印刷和蒸汽船等技術條件為穆斯林思想和出版業帶來了流動性和生產力。女性權益、教育和經濟活動狀況都得到改善。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初,把穆斯林歸類為傾向於反抗白人全球霸權的劣等有色人種,這一傾向引起了殖民地都市裡的多疑氛圍,並衍生出壓迫行為和穆斯林自己的受害者情緒。

十九世紀晚期的穆斯林知識分子曾採取一系列策略來應對種族化下的不平等。透過闡述伊斯蘭文明的概念,這些改革者試圖提升穆斯林的地位,從而對抗劣等種族的說法—如果不是源自種族差異本身的話。伊斯蘭文明理念的先驅們將穆斯林社會的價值觀、理想和成就與作為信仰傳統本身的伊斯蘭區分開來,但這些先驅認為,伊斯蘭文明受到了伊斯蘭信仰價值觀的啟發。這使得人們重新關注非宗教性的穆斯林哲學、藝術和文化創作的「黃金時代」。

改革者的目標是使伊斯蘭教與現代性相容。法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埃赫內斯特.赫農(Ernest Renan)等人聲稱伊斯蘭教與現代科學不相容,改革派作家反駁,伊斯蘭教與現代理性和進步的標準是一致的。穆斯林創造的文明就是證據。現代主義改革者強調安達魯斯(al-Andalus, 穆斯林西班牙)的穆斯林歷史是伊斯蘭對歐洲貢獻的標誌, 為阿維羅伊(Averroes,伊本.魯什德)和阿維森納(Avicenna,伊本.西納)在全球科學和醫學史上開闢了一席之地。討論伊斯蘭文明與世界史、歐洲史的關係,成為了每個穆斯林社會知性生活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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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的選舉,晚近的創新,反思被殖民經驗中的不安與反抗
圖/衛城出版
書名:《比較的幽靈: 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

內容簡介:橫跨超過二十年的思想精粹.見證人文經典《想像的共同體》誕生.班納迪克.安德森從被殖民經驗再探民族主義的起源.從世界瞭解東南亞,也從東南亞瞭解世界!一部波瀾壯闊的比較史,延伸民族作為想像的共同體。而這次,圍繞著「比較的幽靈」視角,安德森帶領我們反思被殖民經驗中的不安與反抗!

一九八三年,班納迪克.安德森出版了《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被譽為掀起人文學界的哥白尼革命。這本書徹底改寫學術典範,重新定義了我們對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的認識,其影響廣及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

事實上,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其理論基礎,與他的東南亞研究分不開。安德森於一九五八年進入康乃爾大學東南亞學程就讀,最初以印尼為研究主題。一九七三年安德森被獨裁者蘇哈托逐出印尼後,先轉往暹羅,中間也曾前往菲律賓。除了馬不停蹄的研究,他也親身經歷七○年代東南亞各國動盪的局勢。安德森從東南亞研究出發的視野,使他能以非西方觀點思考,終於提煉出《想像的共同體》中普世的民族主義理論。

本書完成於《想像的共同體》出版後十五年,可謂為《想像的共同體》的延伸補充,也是安德森中間二十多年來不斷驗證與反思理論的成果。如果《想像的共同體》建構的是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那《比較的幽靈》則可說是以列舉的方式,呈現一個又一個東南亞被殖民經驗中,那些與舊文化斷裂,同時新的民族意識亦浮現的時刻。安德森在書中不斷告訴我們,無論我們在世界的哪個角落,作為曾被殖民的一分子,我們一方面看待帝國的壓迫、殖民者的剝削,另一方面又從殖民主義的觀點中重新認識自己所屬的民族、語言、文化,甚至是政治認同,而這種比較的、雙重的視角,正是民族作為想像共同體的起源。

何謂「比較的幽靈」?

「比較的幽靈」其典故出自於菲律賓民族英雄荷西.黎剎的小說《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在這本小說中,主角在他自己被殖民的家園以及殖民母國的視角中產生了一系列心境上的變化,尤其指一種暈眩的感受,而這種感受則源自於一種雙重視角:一重是以殖民者的角度,而另一重則是以被殖民者的角度,故一旦戴上這個具有雙重視角的鏡片,便造成一陣心境上的暈眩感。安德森將這種暈眩的感受用來借喻為殖民者或被殖民者兩造無法對認同與理解自身處境上,再以單純的方式看待。

作者介紹:班納迪克.安德森,愛爾蘭裔學者,出生在二戰前的中國昆明,生前是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也是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比較政治學學者。精通印尼文、爪哇文、泰文、泰加洛文、拉丁文與多種其他歐洲語言。安德森對民族主義起源的研究,具有高度開創性,深刻影響當代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是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一九六四年印尼發生九三○政變,獨裁者蘇哈托推翻蘇卡諾政權,並在接下來兩年展開反共大屠殺,造成至少五十萬人死亡。彼時,安德森正在印尼觀察政治形勢,同時作研究,但他與其他東南亞研究學者於一九七一年合寫的一篇報導文章——即惡名昭彰的「康乃爾文件」——卻意外洩露這場不人道的屠殺,導致安德森被印尼獨裁軍政府逐出印尼。此後,安德森轉往其他東南亞國家,先後前往暹羅、菲律賓研究,直到蘇哈托於一九九八年失勢倒臺後,才被准許返回印尼。離開印尼這中間二十多年的時間,安德森透過他敏銳的觀察,以及筆耕不輟的書寫,累積了可觀的評論與學術文章。二○一五年安德森於印尼巴圖的一間旅館中溘然長逝。

作品包括《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中文版將由衛城出版)等多本學術專著與論文集,亦著有個人回憶錄《椰殼碗外的人生》(中文版將由衛城出版)。

搶先試閱:〈東南亞的選舉〉

一般性思考

「國家」層級的選舉—目的在於產生一個立法機關,其正式地位與管轄權都與既有的行政部門近乎相等—在東南亞是一種相當晚近的創新。1在本文探討的三個國家當中,這項創新出現的時間分別是:菲律賓在一九○七年,荷屬東印度(當今的印尼)在一九一八年,暹羅(當今的泰國)則是一九三三年。在每一個案例當中,這樣的創新都是緊跟在政治危機之後,而且明顯可見是對於危機的回應:在菲律賓,這樣的危機是一八九六—九八年間的反西班牙革命,以及美國以成本高昂的殘暴手段「平定」叛亂運動;荷屬東印度的危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發生在荷蘭本身的一場短暫的革命暴動,還有伊斯蘭聯盟在爪哇引人注目的擴張;至於暹羅的危機,則是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推翻君主專制的政變。

這種模式極為類似於將選舉機制輸出至東南亞的那些地區—也就是西歐與美國—所能夠觀察到的選舉機制演變:換句話說,國家層級的立法機關以及投票權的擴張是跟隨在政治生活的某種民主化之後,而不是帶來這樣的民主化。在美國,我們只需想想女性投票權和民權運動。這兩項帶有許多選舉外政治活動的運動,分別是在一九二○年通過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以及一九六五年通過民權法案之後臻於高峰。在歐洲,我們還記得那些促成三級會議與俄國國會召開的社會騷動,以及英國在十九世紀初期對於天主教徒的政治解放。

這些先例明白證實了選舉主義的雙面性質。就正面性質而言,能夠在選舉當中投票的權利—就算是不盡然自由或者不具競爭性的選舉也沒關係—在現代時期被視為是完整公民身分最重要的象徵:這種權利代表了合法地位以及資格。因此,在政體朝著自我定義為民族國家的方向邁進之際,才會無可抗拒地致力推行成人普遍投票權。(這個面向究竟有多麼重要,只要思考以下這個假設性的問題即可感受得出來:想想看,如果有一條法律規定個人只要在一定期間內—例如十年—沒有行使投票權,就會從此喪失這種權利,將會引起多麼激烈的反應。)選舉主義的第二個關鍵正面性質,是為人民—尤其是社會弱勢—提供了這樣的承諾:在決定性的短暫歷史時刻,能夠在國家地理範圍內的所有相關抗爭地點施行法律。立法機關將會一舉達成許許多多的罷工、示威、曠工、強迫雇用、靜坐、遊行、刺殺以及禱告會所做不到的事情,原因是後者這些活動都不免只是地方性或區域性,也只能斷斷續續地發生,而且又缺乏法律效力。想想英國在一八五○至一九五○年間通過的一系列法律,如何禁止童工、保護女性工作者、保證最低工資、建立社會保障、把工會以及特定種類的罷工活動合法化—這些法律在西歐大部分地區都有類似的版本—就完全可以理解選舉政治的吸引力。此外,這些法律也不僅只是獲得訂立,也因為這些法律產生自選舉過程,而不是家長式行政長官給予的恩賜,因此大體上都被視為不可反轉。

另一方面,西歐對於選舉過程的信心也是奠基在一項一般性的假設上,亦即認為法律只要受到立法機關制定,就會以合理且公正的方式施行於全國。而這項假設本身則是衍生自既有的那種強大的中央集權官僚機構,承繼自專制時代,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受到不同程度的現代化而成為公務機關。(美國是此一模式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後續將會談到這點在菲律賓造成的後果。)

至於反面,只需想想一九六五年的民權法案:這項法案的目的不僅在於為數以百萬計的南方黑人賦予投票權,也在於終止靜坐抗議、自由遊行、暴動以及其他各種示威活動。「反正你們現在已經有投票權了嘛,」國會彷彿這麼說著。不過,正常投票在許多方面上其實都是一種很奇怪的活動。在法律規定或政府決定的一個特定日子當中的特定時段,在通常由地方當局設置的地點,跟著一群陌生人一起排隊,輪流進入一個僅可容納單人的空間,拉下拉桿或者在一張紙上做記號,然後以先前進入那個空間的那種平靜姿態離開—從頭到尾不會有人對你提出任何質問。投票幾乎可以說是唯一能夠在完全孤獨的情況下完成的政治行為,而且完全是一種象徵性的行為:因此,投票幾乎是和其他一切形態的個人政治參與全然相反。如果說投票帶有一般性的意義,那麼這種意義也是經過數學加總之後才會出現的結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輕易得出這項結論:在正常情況下,選舉主義的邏輯是趨向馴化(domestication)的方向:拉開距離、輪流行事、把每個人孤立開來。我們如果問這樣的馴化對誰有利,那麼就會立刻面對到「代表」的問題。

當然,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成員在社經地位與性別組成上與選舉人大為不同,乃是一種惡名昭彰的現象:舉例而言,立法機關成員幾乎總是遠比一般選民來得富裕,教育水準也遠遠較高,而且也遠遠更有可能會是男性。造成這種巨大落差的原因早已廣為人知,無需在此贅述。在這裡要強調的是,選舉主義帶來的其中一項效果,就是把活躍而且經常性的政治參與侷限於專門人士—職業政治人物—而那些專門人士不但對於自己受到制度促成的寡頭壟斷懷有強烈的利益,而且他們絕大多數也都是來自特定的社會階層,主要是中產階級與上層中產階級。我們如果因此認為選舉制度是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治所帶有的特色,就像君主專制制度是貴族霸權的特色那樣,那麼我們也許就能夠從比較性的角度省思現代東南亞的選舉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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