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剛剛小學畢業的我，在火車的汽笛聲中告別了天津，告別了媽媽與弟妹，隨爸爸前往北平。
1949年6月 我進了中南海
我的父親周恩壽，字同宇。他有兩個哥哥，即我的大伯父周恩來，二伯父周恩溥。
這天，在大伯父的衛士長成元功叔叔帶領下，我進了中南海。只一小會兒，伯伯就回來了。「大爺好！」我照天津的習慣稱呼道。聽我叫大爺，旁邊的叔叔學了句「大爺」，忍不住笑了。
「就叫我伯伯吧。」伯伯見我點點頭，又說：「你伯母去上海了，過些天才能回來。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這裡的叔叔們照顧和安排。師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才開學，已經給你報了名。過幾天你去考試，錄取了，你就可以上學了。你住的是間書房，你可以在那兒多看些書。毛澤東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擾他，行嗎？」
「行！」明明是長輩，卻用商量的口吻，讓我感到一種自己已經是大人的快樂。
有一天，我身邊忽然響起一個甜甜的聲音：「你是周秉德嗎？我叫嬌嬌，就住在那邊。」她指著毛主席住的房子，我猜到了，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兒。「你12歲對嗎，我比你大，你叫我嬌嬌姐姐吧。我們一塊出去玩好嗎？」
「太好了，嬌嬌姐姐！」我開心地叫道。有了遊戲的夥伴，而且又是個姐姐，我真是興奮極了。
毛澤東女兒 是我的玩伴
在中南海，我最早認識的小朋友就是嬌嬌。那時她還沒有學名，直到9月1日上學了，毛主席才給她起了「李敏」這個學名。她因為從小跟賀子珍媽媽在蘇聯長大，前兩年剛回到哈爾濱學著說中國話，所以說話總帶著點外國腔兒。她性格活潑，愛說話，我們性格相投，一塊玩得很開心。
不久，江青阿姨帶著9歲的李訥從莫斯科回來了。李訥從蘇聯回國時，帶了兩輛銀白色的兒童自行車，這種顏色和款式的自行車國內還沒見過。李訥穿著白底碎花連衣裙，左腳踩穩車蹬，右腳連續蹬地，然後右腿一縮一跨，平穩地騎上自行車，沿著中南海湖邊柳蔭小道飛奔，花裙隨風舞弄，真像一隻飛起來的美麗蝴蝶，大家真是羨慕極了！我們幾個頓時對別的都失去了興趣，躍躍欲試，都想學會騎車。
8月28日，伯伯帶著我到北平的前門火車站去接伯母。此次伯母是受毛主席之命，代表我伯伯專程去上海迎請宋慶齡先生來北京共商國是。那天，火車站裡鑼鼓喧天，伯伯隨毛主席同其他首長們都走上前去與宋慶齡先生握手交談。
七媽鄧穎超 我叫成「親媽」
成叔叔把我領到伯母面前，還沒介紹，伯母兩眼一亮，臉上綻開了笑容，親切地握住我的手，笑著說：「這是秉德吧？」「大娘好！」我脫口而出的還是天津的習慣稱呼。「就叫我七媽吧！好嗎？」伯母把我攬在身邊輕聲說。
結果我聽成了「親媽，就一直這樣喊，弟弟妹妹們也跟著這樣稱呼。直到後來與伯母通信，伯母在給我的回信中提出：「你這樣稱呼我當然好，可是你的媽媽會怎麼想呢？我以前讓你喊我七媽，是因為你伯伯大排行是行七。」我這才弄清。
伯伯對病情 一直很清楚
伯伯被確診膀胱癌的準確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
保健醫生張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堅強，為著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藥物治療，他堅持把真實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盤托出：已患膀胱癌。在中央工作了幾年的張大夫很有經驗，他隻字不曾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條批示。
伯伯聽完張大夫的話，臉上絲毫看不出慌亂。他平靜地讓張大夫詳細講述了膀胱癌的發展和治療方法，就像他平時了解其他領導人的患病情況那樣，問得十分細。談完，他又請張大夫把所談內容寫下來，「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辦法。」
1973年3月2日，伯伯約來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談了自己病情的發展及檢查治療的問題。三天後，葉帥陪同毛主席接見外賓。送走客人後，葉帥對毛主席講了我伯伯病情的嚴重，並拿出了裝著伯伯血尿的瓶子讓他看。毛主席當即批准先檢查、後治療。3月6日，伯伯去游泳池開會，會前，又將自己的病情及檢查治療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簡要報告。
3月10日，是伯伯從確診為膀胱癌整整十個月後第一次進行對症檢查治療。
我永遠感激吳階平、卞志強和張佐良三位大夫，他們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進手術室時他們已經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電鏡檢查時有用激光燒掉癌症原發病灶的可能，不再請示，立即燒。因為治療癌症，最重要的是搶時間，越早發現，早治療，效果越好！伯伯確診膀胱癌已經10個月了，原本發現是最早期，拖到如今，已經是耽誤太久，再耽誤不起了。
無影燈下，吳階平教授從電鏡中看清了：總理膀胱內癌症原發病灶只有綠豆大，燒灼方便，也有絕對把握。三人無言地交換了一下眼神，吳教授果斷拿起激光槍，在電子顯微鏡下，迅速消滅了伯伯膀胱內的癌症病灶！
我經常設想，如果不是他們三位醫生的無私和對我伯伯的真摯感情，恐怕伯伯的生命是無法再支撐近三年的。
伯伯十分相信科學，尤其對專家裡手的意見，總是十分尊重。醫生從來不向伯伯隱瞞病情，所以伯伯給毛主席的報告總是寫得十分準確和具體，那種冷靜鎮定的口吻，彷佛不是在說自己的病情而是說的別人。
1976年1月18日，我和大弟秉鈞如約前往西花廳。七媽先是講了伯父的病情，說從發現癌細胞到去世，大大小小做了十幾次手術。1975年9月20日，在膀胱底部又發現了一種新的、更毒的癌細胞，這種癌細胞在2000例病人中才會出現一例。因此，就沒有再動手術，病確實是治不好了。「外面有任何傳言都不要相信！」七媽這樣特意解釋，是怕醫務人員承擔壓力。
然後，七媽又說：「你們還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秉鈞是軍人，不敢隨便亂問。我比較膽大一些，就問道：「伯伯病重時，主席究竟有沒有去探望？」
七媽說：「你們都知道主席和伯伯是多年的戰友，對伯伯是多麼器重。但是，你們不知道伯伯病重時的樣子，而且，主席身體也不好，見了面刺激太大，對兩人的心情和身體都沒有好處。」
我又問道：「告別時，江青為何不脫帽？朱老總那麼大歲數了，都還敬了個軍禮。」
七媽解釋說：「江青同志有病，不方便脫帽吧。」
那一天 七媽說出委屈
有一次，七媽在教育我們要正確對待公平問題時，難得地跟我們說起了她的委屈。她說：「今天我倒要說說我的委屈。你們做了名伯父的侄兒、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婦，沒有沾光，反而處處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點委屈？可你們知道嗎？我做了名夫之妻，你們伯伯是一直壓我的。他死後我才知道，人家要提我做副委員長，他堅決反對。後來小平同志告訴我說，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對。」
2015年10月，我隨團前往莫斯科，在俄羅斯國家政治檔案館查閱了伯伯和七媽的資料，其中有一篇1940年2月七媽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所寫的《關於周恩來同志》，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在匯報的最後，七媽談到了伯伯的長處和缺點。
她認為，伯伯的長處是：為人和個性真摯謹嚴，克己自律，有堅定堅決的意志和自信心，對黨和階級忠誠，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和軍事紀律，保守黨的秘密（"例如凡是我不應當知道的事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有組織的才能，有高強的記憶力。不計及危險，不怕困難，不知疲倦，亦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稍有悲觀失望的情緒，從來沒聽他發過牢騷。總是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決然而不徇情的。他的生活和行動，舉凡一切，都注意影響。
而他的缺點，在於工作領導方式，事無巨細，都要親自去過問，這樣是會妨礙一些幹部獨立工作能力的培養和發展的。還有，頑強的鬥爭性有時還不夠，理論方面的學習和研究不夠。
伯伯的心願 很不像總理
「誰說總理退休不能演戲？我就要開創一個！」
我永遠忘不掉伯伯生前說過的一些未曾實現的心願。
伯伯曾說過：「巴金寫了長篇小說《家》，等我退休後，我要寫一篇小說《房》。還要去演覺新，一定會比現在的演員演得好。」我想，以他從小的切身經歷，以他的生動的文筆，以他性格的那份執著和毅力，如果他能正常退休，他一定給後世留下這本不敢說一定超過巴金的《家》、但一定會是精采紛呈的長篇小說《房》。可惜，用伯伯自己的話說：「文化大革命讓我少活10年！」直至去世，他也沒能正常退休，沒有一個休閒幸福的晚年，當然，也就沒有寫長篇小說《房》和演戲的機會了。（中國新聞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