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就懂中國史》【新版】──更換版面設計＋增修中國當代內容！
作家/白先勇 重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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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第三篇〈近世中華帝國的光輝與滄桑〉
中國最後一次盛世：清初與盛清之世
人滿為患釀禍端
嘉慶三年，也就是西元一七九八年，英國政治經濟學者湯瑪士．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出版了日後影響深遠的研究專著《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馬爾薩斯認為，糧食產量的成長永遠趕不上人口繁衍的速度。而糧食的短缺將會引發饑荒與動亂，如果又遇上天災，最後會使得人口大規模的減少，悲劇循環再一次重新開始。這就是有名的「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當然不會知道，在他發表《人口論》的五年之前，也就是馬嘎爾尼在承德覲見乾隆皇帝的那一年，有一位憂心忡忡的中國官員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貴州學政（中央考試與教育特派員）洪亮吉以所見所聞，在〈治平篇〉當中寫道：
治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較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洪亮吉已經看出：在經過百餘年承平無戰亂的歲月以後，大清的戶口數比起百年前增加了十幾倍之多。的確，在乾隆晚期，中國人口已經突破三億大關。
原先明末清初的各種動亂，使得華中、華北遭到嚴重破壞，造成人口大量減少。據說在明朝末年，四川省會成都慘遭流寇張獻忠屠城之後，成為無人的鬼鎮。如今已是瀕臨絕種動物的華南虎，當時就大搖大擺的在成都街市上漫步。
現在，大清度過了漫長的百年承平歲月。這些年裡，許多本來無主的荒地被認領，辛勤的農民全家總動員，開拓更多耕地，生產更多糧食；這些糧食能養活更多的人口，這些人又成了新的勞動力，更努力的找尋可耕之地。就這樣不停的循環下去，到了乾隆晚期，人口還在持續成長，但是已經找不到新的耕地了。
人口多了，不但有糧食問題，還跟著產生各種社會治安狀況。乾隆中後期的地方社會，拐賣婦女案件出現的次數非常頻繁；不但如此，據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孔復禮（Philip Kuhn）的研究，當時盛傳有若干巫師能行「妖術」，只要取得人們的衣物、頭髮甚至生辰八字，就能作法吸取受害者的魂魄轉為己用，稱之為「叫魂」。
這種集體歇斯底里的「叫魂」恐慌先從江南開始，影響所及高達十二個省分，甚至驚動乾隆皇帝下令徹查。當然，會吸人魂魄的大法師是子虛烏有的，歇斯底里的背後也有族群、政治的複雜牽扯，但是這樣的恐懼卻反映出人口膨脹後，社會人際關係重新調整所產生的集體焦慮。
人滿為患，糧食又分配不均，如果縣太爺或官府衙役再胡作非為、橫徵暴斂，碰巧遇上天災，那就是歷朝歷代爆發民變的時間點。地下組織如白蓮教或是哥老會的祕密堂口、香壇，平常看來只是老人泡茶下棋，婦女還願擲筊的社區聯誼中心，時機來臨時就搖身一變，成了一呼百應的造反指揮部。北宋如此，元末如此，明朝如此，清代也是如此；這就是嘉慶年間的「川楚教亂」發生的背景。
好了，在亂事繼續發展之前，讓我們追問一個重要的問題：從康熙到乾隆，長達百餘年的承平歲月，少有民變，大清是怎麼辦到的？
玉米番薯救大清
說來真是令人訝異，對於這個問題，歷史學界的新看法如下：讓大清進入百年承平、人口直線上升高峰期的關鍵因素，並不是君主的勤政愛民（雖然這也算原因之一），而是兩種今日我們耳熟能詳的作物：玉米和番薯。
玉米和番薯來自美洲。玉米原先是印地安人培育的作物，在十六世紀時傳入中國，產量比稻米還要高；番薯原來也是印地安人發現的可食作物，根莖和葉子不但全可以食用，而且挖起來就地生火，便能吃到烤番薯，方便簡單。更重要的是，番薯即使在貧瘠的山坡地也能夠栽種，一年四季都能生長，還提供多種營養素，真是國民健康食品。
這兩種作物先是由西班牙人帶回歐洲，再傳到菲律賓殖民地，再由福建、廣東在海外經商者帶入中國。這也並不奇怪，廣東和福建地形多丘陵，多餘的人口沒地可耕田，只好往海外謀生。他們從海外引進這兩種作物，番薯和玉米在十七世紀中期從福建、廣東推廣到全國各地種植，許多人因此而得以溫飽，暫時止住了馬爾薩斯陷阱的形成。
產量大幅提高時，恰好是大清康熙年間，算是康熙皇帝命好的又一項證明，假如這兩項作物早二、三十年傳進中國，明末的歷史或許會有另一番局面也不一定。
不過，番薯和玉米只是推遲了人口增長對大清產生壓力的時間，延長了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且，根據孔復禮的研究，從康熙到乾隆的百餘年間，為了種植玉米和番薯出現的山坡地濫墾與森林濫伐現象，造成水土流失，最後形成大範圍的嚴重生態災難。當原來的農場耕地被雨水沖刷侵蝕，無法繼續栽種作物，當害蟲缺乏鳥雀捕食，成群漫天飛舞釀成災禍時，憤怒的業主加上破產的佃農，就是禍亂爆發的現成人力資源。如果地方知縣又不明就裡，是非不分，那麼玉米和番薯這次就幫不上忙了。
《一本就懂中國史》【新版】──以政治史為主要架構，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勢做為輔助的中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