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阿拉斯加會晤結束後,一石激起千層浪,每個國家都在尋找自己的定位,日本最積極向美國靠攏,韓國與印度謹慎表態,俄羅斯則堅定站在中國這邊,歐盟正徘徊在選擇的十字路口,難以下定決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訪問歐洲,他可以體會歐洲國家百般不願回到冷戰兩極對抗的年代,所以強調美國不會強迫盟國在中美之間選擇,反觀中國外交部,現在幾乎個個是戰狼,競相比賽強悍,把歐洲也搞得很惱火,除了中歐投資保障協定在歐盟議會無限期擱置,歐盟執委會也恢復與美國關於中國政策的協調,預備採取同一步調。
這也許是新冷戰的開始,只是現在由中國取代蘇聯,與美國對抗,從地緣政治,到科技經濟,乃至意識形態,每一個國家都必須表態,是與中國結盟?還是與美國站在同一邊?
借鏡十九世紀「歐洲協調」
但國際上有另一種看法,認為十九世紀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正好可做為廿一世紀維持世界秩序的借鏡,此刻所需的是某種新全球強權協調(New Concert of Global Powers)。
《外交事務》期刊網路剛刊出,由外交關係學會會長哈斯與喬治城大學教授庫普錢共同具名的文章,就是以此為題,副題是「如何在多極世界中,避免災難,維持穩定」。
文章首先認為,此刻就像十九世紀一樣,既是兩極體系,又是多極體系,像是冷戰期間,全球籠罩在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的競爭中,現在的中國與美國都不願捲入戰略利益不大,又不穩定的區域,讓中型強權有上下其手的空間。
十九世紀的「歐洲協調」會去干涉各國內政,當時各地蜂起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就與現在一樣,但兩個自由民主國家:英國與法國,卻可以與另外三個絕對王權的國家: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合作,維持當時歐洲的秩序。
反觀現在,在二次大戰後所發展出西方所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在廿一世紀,已無法繼續維持全球系統的穩定,必須另尋他途,自由民主政體並不見得愈來愈鞏固,反而有民主退潮情況,四年前川普崛起與英國脫歐,僅是諸多現象中的兩例。
多極體系下 加強政治包容性
拜登的當選是西方最後的希望,但即使他能矯正極端主義,恢復經濟動能,但無法阻止亞洲的崛起,世界已成為多極權力體系,反觀不適民主政體的俄羅斯與中國,甚至土耳其與匈牙利,都正在加強、而非減弱其內部控制。
此刻要維持全球秩序,加強全球治理,作者所提倡的廿一世紀全球協調,有兩個特色:一是政治包容性(political inclusivity):把夠格的強權納進來,不在意其政權型態;換句話說,只看這些國家是否夠強、有影響力,不管它是民主還是獨裁,也不管它內部人權紀錄為何。
按此標準,新全球協調機制應有六個成員:中國、歐盟、印度、日本、俄羅斯與美國,大家都是平等的,協調會議主席輪流當,總加起來占全球GDP與軍事開支的七成以上,他們有控制全球的能力,能夠維持全球秩序。
非正式程序 私下處理國際紛爭
第二個特色是非正式程序(procedural informality),協調機制強調的是建立共識與私下交易,因為各強權的利益一定不同,這機制提供一個彼此戰略對話,可靜悄悄的處理國際紛爭,討論沒有固定規則,沒有否決權,不表決,也不做決議,主要是為建立解決問題的共識。
與此相對的就是聯合國安理會,這已經淪為立場宣示的論壇,而否決權的濫用更癱瘓其功能。
其實現在已有非安理會的多國團體在協助處理危機,譬如北韓問題的六方會談、伊朗核危機的P5+1,及烏東危機的諾曼地集團,為何不能更進一步,把這樣的形式固定下來,擴及全球?
全球協調是保守心態的產物,就是維持現狀,阻止任一方以武力改變邊界或推翻既存政權,也傾向支持民族自決。
討論目的在六國不得在未經協調討論下,擅自個別行動,如果有這等事,其他五國得以自行聯合行動。
但如果六國當中的國家採取武力威嚇其他國家,譬如俄羅斯在烏東,中國在南海,要如何處置?
這不是嶄新的想法,十年前,澳洲學者懷特就曾提出「亞洲協調」概念,希望美國主動讓出崛起中國的權力空間,兩者的合作,讓亞太國家免於在兩者之間選擇。
當時美國的學者嗤之以鼻,一是他們壓根沒想到中國力量發展得這麼快,二是他們不願讓出霸權與其他國家分享。
現在這個想法,當然也不是政治正確,目前拜登想做的糾集民主國家,發展民主聯盟,不要考慮民主還是獨裁的想法,它不是決策的另一個安理會,只提供諮詢磋商,它處理危機,但不會讓處理危機取代真正重要議題,它會制定國際新規則改革舊機構,但實際處理問題還是會由聯合國與其他國際機構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