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
內容簡介：在逐漸噤聲的人民共和國，仍有一群知識分子不願沉默，他們非官方、無編制、在人民之間——自豪為「民間」★中文版獨家收錄〈對話魏簡〉、〈對話賈樟柯〉★
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受挫，一九九二年經濟改革重啟之後，一種新型態的草根知識分子挺身而出。有別於退縮於傳統領域的文人，他們積極與弱勢和邊緣群體合作；有別於八ま年代高聲疾呼民主與現代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強烈反對菁英修辭。他們宣告思想與行動的獨立性，並身為「民間」而自豪——非官方、無編制、在人民之間。
本書刻畫了一群深刻改變中國公共文化的草根思想－行動者，包括質疑官方說法的業餘史家、讓人民說話的獨立導演，以及分享實用知識的維權律師與NGO工作者等。他們開拓學術界與政府機構之外的新興公共領域，並聚焦於具體而嚴峻的現實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無法受教育的農民工子女，以及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上訪者們。
魏簡深入當代中國社會表層下的變革伏流，分析民間知識分子的公共話語、介入行動和知識生產，將長期位於權力邊緣的草根知識分子群體——特別是女性知識分子——帶到中國思想史的版圖之中。在威權國度的陰影下，深刻改變中國社會的知識力量！
作者介紹：魏簡，法國艾克斯大學文學博士，魯迅小說的法文譯者，現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思想史教授、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搶先試閱：〈中共新領導層，網路上噤聲打壓：當名字成了某種禁忌〉
透過與社會菁英保持距離，關注弱勢群體，聚焦具體措施，許志永等人致力於沉默的大多數的利益。許知遠特別強調，公盟與國家和市場保持了同等距離：「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後，我們看到了市場力量的迅速興起，卻沒看到社會力量的成熟。只有在一個健康而強大的市民社會才能去培育多元的價值觀，讓人們既抵制強大的政治力量，又防止僅僅淪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使每個人成為健康的公民……公盟像是過去六年中國法治進程的某種縮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來幫助普通人獲得基本的權利和尊嚴。」許志永被捕引發許知遠內心的某種麻痺感：「它讓你喪失了所有的敏感，讓所有扭曲事物都在你心中變成了常態，因為是常態，你喪失了反抗的憤怒。」
如哈拉斯蒂預言的那樣，許知遠制定了「兩個版本」的策略。他沒有對所有文章進行自我審查，而是為中國讀者撰寫避免踩線的文章，但在大陸以外的網站和報刊上則發表未經審查的版本：「我在海外中文世界自由的寫作、出版可能有政治敏感性的作品，在中國國內出版非政治性的作品。」二○一二年習近平掌權後，加強對公共輿論的控制，許知遠最終接到一位朋友來電，告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禁止在大陸出版的作家名單。
這份名單據傳與香港的「雨傘運動」（為爭取普選，在二○一四年秋天持續三個月的示威活動）有關：
儘管沒人確認這條禁令，但不再有機構敢於出版我的作品，即使它是毫無政治內容。我的名字成了某種禁忌，儘管沒人清楚這禁忌的因何而起，又會怎樣結束……一個更令我不安的事實出現了，我越來越擔心，我知識分子的身分會對公司未來的成長造成傷害，我不再是一個獨立聲音，要為一整個團隊負責。
這是中國再明確不過的規則，倘若你想獲取商業上的成功，必須在政治上保持溫順……我幾乎徹底放棄了對政治與時事的責備，在一些時候疏遠了我的異議者的朋友……它也帶來了另一個後果。
我開始對中國劇烈的政治變化感到麻木，既然我不能責備、分析它，我就假裝它的不存在。我似乎再次變成了一個自我欺騙者，像是對於極權制度這頭「房間裡的大象」視而不見……我為自己的膽怯感到屈辱與羞愧。
我第一次開始嘗試寫日記，記錄下內心的分裂，期待書寫能平撫它。
這篇文章中表現出的自責，就如許知遠此前就曾從其他作家文章中指出的，是對許多知識分子的無助感的補償。然而，其中也與許知遠的計劃保持一致：透過商業運作維持平台，培育文化討論的公共空間，而不是與體制一決高下。在某個層面上，許知遠和韓寒互為鏡像，他們既「在人民中」，同時也屬於社會菁英。
網路上的打壓
中共新領導層在二○一二年上台後，宣布將對網路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如克利莫斯所言，在胡錦濤時期，雖然審查日趨升級，但「網路還是成為了活躍的社交和公共交流空間」，但在習近平治下，國家的政策目標發生變化，特別強調安全和網路的全面管控策略。
新成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將網路的技術管控、宣傳功能和經濟監管職能集於一個統合的管理機構之下。「九號文件」將開放的網路（列在「西方新聞觀」條目下）列為「七不講」之一。二○一三年四月，魯煒被任命為網信辦（網絡安全和信息化辦公室，二○一四年四月改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隨後發布了線上討論的「七條底線」。
在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的一次秘密談話中，習近平稱網路是黨的新型輿論鬥爭的兩大主戰場之一（另一個是媒體的「傳統」戰場）。整個二○一三年秋天，多名「大V」被捕（最知名的是薛蠻子，還有慕容雪村等多人），大量帳號被封殺，最高人民法院還對「尋釁滋事」和「傳播謠言」做出新的解釋（訊息發送人數超過五百，或轉發數量超過五千），將其擴展到線上活動。
二○一四到二○一五年，政府還通過並嚴格執行實名制新規，使管控更為強力和全面（囊括電話、網站和社群媒體）。最高人民法院最後還規定，在法律案件中未能向當局提供網路用戶身分和聯絡人資訊的服務提供商也要承擔法律責任。這一決定加速用戶向微信等基於私人群組的社群媒體轉移。
微信的一個特點就是不能和網路完全互通：例如，搜索引擎無法搜到微信公眾號的內容。這使中國的網路用戶越來越隔絕於世界之外。二○一四年三月，當局又對微信公眾號進行一次整治（當時已經限制公眾號每天只能發布一篇文章）。最後，還發起一場操作系統「中國化」的運動（政府機關的電腦不再預裝Windows系統，而外國的服務提供商則被要求向中國的監管部門提交源代碼和用戶訊息）。二○一五年三月，習近平將這些舉措總結為「網路＋」。
雖然一些人調整了自己的論述，或者找到保護性更強的管道，但總體而言，部落客和記者失去過往的輝煌。
他們在二○○八年重大事件的助推下的崛起，曾是新世紀頭十年中獨特而具有代表性的現象。儘管如此，他們的活動還是持久地改變了菁英和民間之間的關係。在中國的網路上，出現一種由民間部落客和作家們組成的批判性公眾，在某種程度上還成為年輕一代的主流。依靠特殊知識、與國家和市場都保持距離、關注弱勢群體狀況的民間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與早期的網路技術保持一致。與之相比，大眾民族主義者雖然常常和民間空間有所聯繫，但他們和其他民間知識分子並相同，因為他們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國家鼓勵甚至協助公開表達這種民族主義情緒。
韓寒選集英文版的出版在近期（二○一六）引發一些爭論，部落客莫之許批評知識分子在韓寒身上寄託很高的期望，但是很明顯的，他不可能改變體制。在對這一指控的回應中，曾金燕認為，一方面這種期許把標準定得過高（不是所有社會問題都能歸罪於知識分子），另一方面，韓寒原來的聲音已經被淹沒。韓寒是短暫的部落格時代的產物，在讀者日益深陷同溫層小圈子的社群媒體時代，他根本無法存活下來。由於中國政府打壓知識分子，很多人離開體制，還有人變得憤世嫉俗、態度過於苛刻。相較下，曾金燕相信在體制內開展實際行動仍然是社會代價較低的選擇：不是因為這些行動能改變體制，而是因為這些行動是有意義的。「我們可能改變不了政治，但應拒絕被政治改變。沒有幻想的人生和歷史，是停滯和死寂。」
隨著網路出現的新型公共文化在民間知識分子的崛起中至關重要。
商業媒體的發展不僅使民間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公共話語更加多元化，還創造出「民間新聞」（《南方周末》語）的空間：這樣的新聞不僅追求效益，也秉持專業精神，充分報導普通讀者關切的話題。
網路為民間部落客和記者創造更多的機會，無論他們是普通公民，還是艾未未和韓寒這樣的「大V」。而書店和紙質刊物等更傳統的公共空間也能提供新的可能性，比如單向街。
值得注意的是，對草根的忠誠和殘留的菁英主義之間的矛盾，仍舊影響著一些最知名的評論家：即使一個人自我定位為反菁英，但菁英主義的印記還是會有所殘留。韓寒號稱為普通人立言，他一方面為挫敗民族主義等各種「宏大理念」而自豪，一方面又大談他眼中的公眾的道德缺陷。
許知遠批評反智主義，並為生產高質量的文化內容而自豪，同時又批評菁英的虛偽。從這個意義上講，民間知識分子尚未解決他們前輩在整個二十世紀奮力面對的難題，這並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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