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梅克爾總理時代:從科學家到全球最具影響力領袖新典範》
內容簡介:本書是德國最受歡迎的全新梅克爾傳記,採用獨特的角度來理解梅克爾其人:以東德為原點,適切呈現出這位「隱身在總理職務背後的人」真正的內心世界與決策管理風格。解釋了梅克爾為什麼會成為今日的她。她在東德學到「靜悄悄地過日子」與「從不輕信他人」,日後在政壇上遇到混亂時她會退到一旁,冷靜下來做出思考,就算情勢再艱難也始終保持理性,靜待最佳時機才有動作。創造了21世紀領袖的新典範:自信、不虛榮、務實而有效地處理問題,沒有一絲激動。當她在墮胎合法化、婚姻平權等議題上與黨內保守派意見不同,也能技巧地協商反對黨提出符合她想法的議案,然後自己棄權或投下反對票。
為德國在全世界找到了一個全新的定位:低調而沉著,自信而穩定,不脅迫鄰國,成為全歐洲的主導力量。過程中,梅克爾也登上「歐洲內政的萬有引力中心」。
作者介紹:烏蘇拉•維 登菲
搶先試閱:〈世界冠軍梅克爾 Erfolge〉
歷史學家如果想記錄梅克爾的成就,或許要等到她卸任後才能完整敘述。若要在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所稱的「混沌不明的歷史時刻」就著手記錄,恐怕會潛藏著危機:一方面可能會過度渲染當代與個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則可能會忽略了整個社會的改變及全球化的巨大演進潮流。
或許再等幾年,才能透過相互對照、比較而將視野打開;或許透過遺忘,可以略去無窮無盡的議案、遭忽視的改革和被延宕的決策,從而將真正重要的事與毫無意義的事區別出來。透過觀察鄰國,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梅克爾總理任內的獨特性,以及她的施政風格是如何不同於本世紀前二十年間大部分歐洲國家的作法。唯有如此,才能明白她真正做到些什麼、哪些事如果沒有她的協助也可以進行、假如根本不需要某人做出決定那麼情況又會如何。
一般而言,評價某人的政治成就意味著談論他突出的政績。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梅克爾給人的第一印象應該是「好像沒有什麼政績可言」。柯爾是促成德國統一的總理,施若德是提出「二○一○大議程」的總理,接連改革了社會福利、勞工關係,帶來經濟繁榮。而梅克爾和施密特比較屬於階段性的總理,兩人都有施密特所謂的「責任感、有策略、有執行力」等特質。但這些畢竟僅是個人品德或能力特質。德國政治人物奧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曾針對施密特所提出的品德,尖酸刻薄地嘲諷說:「用這些特質,也可以經營一個集中營啊。」
毫無特色也是一種成功嗎?
如果說,有什麼語句是梅克爾盡可能想迴避的,恐怕就是「在我任內我將……」這種句構。例如柯爾會這樣自我慶賀說:「在我任內,從沒有任何人能改變我的施政方向……」或者施若德會說:「在我任內,我成功使得所有的勞工朋友都可以分享企業的成果……」但是人們只會在梅克爾的詞典裡面找到類似這樣的句子:「現在還沒完成的事……可能就在未來……」
梅克爾這個人是無法捉摸的,無論是成功或犯錯時,甚至在失敗時,她都呈現出一種不確定的樣子。她沒有獲勝,因此也就沒有失敗。她永遠處於一種妥協、折衷相讓的溫和環境裡。「偉大的政治家通常做決定時不會讓人看到。」政治學者卡爾—魯道夫.寇特(Karl-RudolfKorte)認為,這樣才是二十一世紀現代領導人的先決條件。凡是可以忍耐的人,就可以握有權力,在這一點上梅克爾是專家,至少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是這樣。
如此的特質,使梅克爾在世界政壇上幾乎是唯一的,也因此成就她受人歡迎的一面。其他國家的領袖常是驕傲的,例如法國總統馬克宏、前美國總統川普、英國首相強森這類型的人物,積極擴大自己的政治版圖,毫不妥協。反觀在柏林,永遠有無窮無盡的協商、討論,多到令人厭煩的地步。每個當權者都很自戀嗎?是的,在土耳其或俄羅斯境內是如此,但在梅克爾領導下的德國絕對不會出現。每個當權者都追求地緣政治的霸主地位嗎?是的,從中國到美國到義大利,政治狂人都在盡情享受自我,但德國則是一個友善的「半套霸權國家」(Halbhegemon):只要哪裡有麻煩了,它立刻伸出援手。梅克爾將自己塑造成「到處幫助人」的形象,這也是她追求的歷史定位,且她盡可能少讓汙點弄髒這個畫面。
如何評斷一位人盡皆知畏懼風險的女性政治人物是否成功呢?她往往只追求可行的政策,但怯於去冒險,這樣的決策原則又有什麼獨特性呢?對於一位毫無政治目標、只主張「政治人物應為選民服務,而不該扮演摩西般的角色去引領選民」的女性政治人物,我們又該如何去評量她的成就呢?
總理覺得,她執政期間老是遭受同樣的指責,例如她只會管理而不懂勾勒大方向、她是戰術家而不是策略家、她不敢為政策打包票背書、她執政很務實卻無想像力、她堅守的信念等到她認為時機恰當時自己又加以推翻……等等。這些抨擊絕大多數來自她所屬的保守政黨,顯見保守陣營渴望領導人可以提出經得起考驗的政策,然後勇敢站出來為這些政策戰鬥。也因此,梅克爾從未能讓自己陣營完全服從於她,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她的成就總是有條件的。
事實上,衡量民主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是否有能力說服大眾信任你。若一位政治人物能夠一而再、再而三當選,這就是最明確、不可朽壞的成功指標。而梅克爾已成功勝選四次了。
不過,憲法的純粹主義者可能不會完全接受這個成功的定義。因為在德國這類政黨民主制度下,這種成功很難說與「選民個人」有關。德國憲法〈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雖然說「所有國家權力來自人民」,實際上卻是政黨,而非選民個人,來運作權力,政黨在聯邦國會代表人民的意願行使權力;是政黨,而不是人民,在國會裡選舉聯邦總理。
有別於美國、法國、英國等國注重個人特質的選舉,德國總理不一定是依照個人的成就、偉大的事蹟和總理果敢的決定而選出。在德國歷史當中,聯邦議會的選舉(總理由此產生)當然也曾有因個人成就大於政黨成就而獲選的總理,例如一九五七年的阿德諾、一九七二年的年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以及一九八○年施密特打敗弗朗茨.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皆屬這類。但也有很多時候,候選人本人的民間人氣不強,但依舊因為政黨的關係而勝選(一九六一年的阿德諾);或者是人心強烈思變,導致勝出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反而不重要了,例如一九九八年選民們並不是喜歡施若德,而是更討厭長年執政的柯爾與基民黨。因此,登上大位的人,往往是因為局勢、政黨、對手太爛或聯盟盤算等因素綜合的結果。
梅克爾一再當選,固然可以代表她的成功——但她的當選不見得就是因為選民覺得她政績卓越並期待她繼續領導國家。任何國家元首都不能忽略這個事實。只不過,「物理上的能量守恆定律」是梅克爾的信念,成功之後一定會往不成功擺盪,因此她可以泰然接受現實。二○一七年大選時她就是這個心態,基民黨獲得了一九四九年以來最慘的大選結果(按,一九四九年是戰後西德第一次大選,當年基民黨/基社黨聯盟得票率僅百分之三十二點九),但是總理照樣可以繼續執政。
嚴格來說,多黨民主制度下少有英雄人物存在,而梅克爾不僅相信這個事實,更把它內化了,這才是她成功背後的真正原因。她比歷任總理更尊重憲法,堅決反對任何高調的舉措,這使她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之一。今天是個不需要英雄的時代,但全球各地卻都渴望英雄出現。所以梅克爾在國外遠比在國內更受到推崇與尊敬,而擁有這般特質的女性只有在德國才能當選總理,甚至還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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