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是否能幫助我們了解國際關係？美中之間會有可能達成百年和平的「澶淵之盟」？中小國家如何存活下去？中研院院士吳玉山認為，歷史當中的線索可幫助我們更了解今天所處的世界，尤其當大國具有「文化敏感性」之後，中小國家的存續也必須仰賴善用文化連結、更加明智的對外政策。由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台大政治學系、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舉辦的「大國逐霸．小國圖存：從東亞歷史看當今世局」會議，11日上午在台大社科院舉行，並由吳玉山發表主旨演講。
吳玉山指出，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是今天國際關係活生生的寫照，逐霸成敗的因素、是否可能僵持、結構的角色、小國如何與大國互動以求存續、物質性與文化性因素何者更具有決定性等，都是與現在當前密切關連的問題。這些問題之重要，在於「我們每天每時每刻，今天的台灣就是在這個處境當中」。
他首先從國際體系著手，提出一個論點，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底下，中小國家存活的可能性會隨著「極數」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多極體系優於兩極體系，而兩極又優於單極體系。
為何如此？從理論觀點來看，原因在於，極數的增加會減少中小國家與強權之間的權力失衡，因而有利於前者進行「內部制衡」（強化自己）；至於強權間的競爭，可增加中小國家在其間的能動性，因而有利於它們進行「外部制衡」（結盟應對）。
他直言，「今天美國對台灣所有興趣都不是因為台灣是民主國家，而是因為它跟中國爭霸」，這即是體系極數造成的影響。至於極數變化對中小國家的影響，歷史上的案例很多，如北宋跟遼、南宋跟金的兩極體系時，西夏得以存續，但當兩極體系消失後（蒙古崛起），西夏就遭亡國；高麗在元代也成為征東行省。
除權力分配的物質面向外，文化或價值模式對於國際體系也扮演一定角色。其中，「文化敏感模式」是文化的親近或疏遠會影響一國的對外政策，此一距離會增強或弱化既有的現實主義考慮；「文化無感模式」則是在一國的對外政策考慮中，對於文化與價值距離無感，國家僅敏感於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以及如何在此現實環境中求取最大利益。例如，甫去世的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其外交政策就屬於「文化無感模式」。
吳玉山強調，國力增大會增加大國文化敏感性。尤其當大國與小國之間「現實主義利益相違、文化價值一致」發生時，大國覺得遭到背棄，其對小國施加的處罰力道，會比文化疏遠的更強，這是中國過去強勢朝代的行為展現出來的。
以當代來說，吳玉山分析，冷戰後從美國單極到「G2」，國際體系極性增加，使得中小國家操作空間增大，但中國大陸尚未達到跟美國完全對等地位、也尚未達到「盛世」，主要以現實主義處理國際關係，文化敏感性也比較低，行事也比較謹慎。
他預言，中國大陸國力持續增強後，文化敏感性會增加，更強調搭建可對抗西方、並向外傳布的信仰與價值體系，「我覺得他們已經開始做了，也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吳玉山呼籲，中小國家圖存需要審度國際體系，善用文化連結，採取明智政策，也必須在「國內政治」與「對外關係」間設置「護欄」。他語重心長指出，兩者如果連通，「外交政策就只是選舉反應，不可能會有明智政策出現」。
他最後以清代乾隆盛世時，在宮廷任職的耶穌會傳教士朗世寧所繪名畫「阿玉錫持矛盪寇圖」為例，指出阿玉錫是準噶爾人，投清後在平定伊犁時立下大功，入覲乾隆後遂命郎世寧作畫。至於畫上的兩枚帝后印章，分別是嘉慶御覽之寶、隆裕皇太后御覽之寶，代表整個滿清從極盛走向衰亡，以及這段過程中與周圍地域之間的關係，更可見「以古鑑今」的重要性。
據了解，「歷史與國關」研究成果，匯聚國內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學者激盪，從2015年「中國再起：一個歷史與國關的對話」研討會至今，舉辦過多次學術會議，並已即將出版新一本專書「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這本專書由吳玉山與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張登及主編，預計將於明年初由台大高研院出版。
